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認定與利用

　　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改革開放歷史時期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歷史見証，蘊含著我黨執政的光輝歷史實踐和寶貴精神財富。改革開放時期的革命文物，可分為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和可移動革命文物兩個大類。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包括代表性建筑、工業遺跡、特色街區等﹔可移動革命文物的涵蓋范圍較廣，不僅包括文獻文稿、書報雜志、証章牌匾、票據以及具有特殊意義和時代價值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品、藝術雕塑、獎品禮品等傳統革命文物類別，還包括體現鮮明時代特征和社會轉型的農業、工業、第三產業的新技術應用、新業態呈現，數字時代的新事物等，以及體現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精神文明建設取得巨大進步的重要物証。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是改革創新時代精神的重要載體。通過對其展示利用，能夠凝聚中華民族奮勇前行的磅礡力量，鼓舞人們不斷開拓進取，從而煥發新時代持續深化改革的精神動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支撐性的內在精神力量。

　　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認定

　　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既有歷史性，屬於歷史文物的范疇，又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是革命文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要充分結合雙重屬性予以認定和分級。當前，各地關於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概念、類型、時限與范疇尚未完全統一，嚴重制約了全面摸清文物底數、精准把握價值以及保護利用工作的開展。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有與傳統文物范疇迥然不同的新特征：

　　其一，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就離不開建設者們的辛勤付出，不少革命文物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票証類物品，本身形制普通，似乎沒有特別大的收藏保存價值，所有者往往忽略其背后承載的特殊歷史和精神價值，常常隨意丟棄，甚至無意識地人為破壞。改革開放時期距今尚近，很多人經歷了這一巨大變革時代，因此對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生活、生產物品司空見慣，並不把它們看成革命文物。這種情形從一個側面表明，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價值挖掘深度不足，宣傳普及度不夠，公眾對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內涵的理解模糊，導致改革開放時代精神在傳承過程中出現偏離、歪曲甚至錯誤理解的情況。由於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這一新特征，各級文物主管部門、文博單位以及社會各界都應重視相關革命文物的征集與保護工作。

　　其二，改革開放以來，高新科技的迅猛發展，催生了許多新材料、新類型物品，傳統的文物分類和保存方法需要與時俱進。例如，電子設備、精密儀器、新型復合材料制品等，其材質、工藝與保存要求與傳統文物存在顯著差異，這就對我國現有文物分類體系與保護技術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文物代表著過去，但改革開放仍是進行時，如何判斷一件物品是否屬於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如以長城計算機模型為例，作為我國計算機產業早期發展的見証，其技術已被迭代，實物退出使用，屬於革命文物的范疇﹔而大亞灣核電站、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城際高速鐵路等科技成果，雖然屬於改革開放時期創新成就的典型例証，但因其仍在使用中，所以不能歸屬於革命文物的范疇。

　　第三，由於年代較近，大量改革開放時期不可移動革命文物仍在發揮其實用功能，建筑周圍是居民區，做好這些文物的保護工作，需要處理好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關系。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土地價格日益升高，許多建筑的所有者出於資產增值考量，對申報不可移動文物並不積極。針對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保護意識不足，價值認識不夠的問題，我們需要廣泛開展改革開放史學習教育，讓群眾真正理解“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的深刻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弘揚革命文化，傳承紅色基因，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隻有讓改革開放精神在人民心中扎根，激發群眾自覺投身於文物征集與保護工作的主人翁意識，才能構建起“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全民關注”的文物保護新格局。

　　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

　　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思想道德建設一定要通過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創造實實在在的載體，寓教於樂，入耳入腦，深入人心，潛移默化。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保護與修復固然重要，但挖掘其內在的革命意蘊與展示其中的革命精神才是其生命力所在。

　　與傳統歷史文物不同，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需要立體拉網，構建“點、線、面”布局。所謂“點”，是指革命文物本身點狀的價值挖掘，通過對文物本體的研究，揭示其精神內涵與時代價值﹔所謂“線”，是指線索式的主題延展，通過點狀分布的重要人物、重點地區、同一精神主題開展全局性、系統性的研究與展示，通過借展、聯展、雲展覽等方式予以實現﹔所謂“面”，是將文物展示與文化旅游業態全面整合規劃，探索“文物＋文旅”的創新模式，服務於政治導向宣傳工作需要的同時，推動革命文物資源向經濟動能轉變。

　　目前，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系統性整合仍處於起步階段，分布點較為零散，應選擇重點地區、重點人物、重點主題作為突破點，加強革命文物的基礎性研究，串聯碎片化資源，深化價值闡釋，構建起整體性的革命文物展陳體系。例如，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革命文物工作可聚焦蛇口工業區、深南大道沿線等重要區域，聚焦鄧小平、習仲勛等改革開放時期重要人物擘畫藍圖、力挽狂瀾的歷史擔當，圍繞經濟建設、體制改革、科技創新、對外開放等時代主題進行系統性展陳。與此同時，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能夠開拓地方經濟發展空間，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打造“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產業鏈，能夠有效帶動酒店、餐飲、交通、導游服務等文旅業的發展與繁榮，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

　　在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開發利用過程中，必須警惕過度商業化、泛娛樂化等不良傾向。革命文物所承載的思想站位更高，宣傳和教育功能更強，因此更要加深對改革開放歷史脈絡的理解、准確把握改革開放精神的實質，才能達到展覽展示的宣教目的。習近平總書記曾殷切囑托博物館工作者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定文化自信，深化學術研究，創新展覽展示，推動文物活化利用”。改革開放時期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必須堅持政府主導，牢牢把握正確導向，緊密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任務，深耕改革開放歷史研究，夯實認知基礎，挖掘文物背后的精神內核，做到透物見史、見人、見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博物館就是一所大學校”，“要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讓改革開放文物“活”起來，就要守正創新，拓寬思路，豐富表現形式。針對這些革命文物年代較近，許多觀眾是親歷者的特點，展陳時要多運用情景復原、情景再現等手段，通過將舊址打造成實景教育基地、舉辦經歷者分享故事會等方式增強感染力，使觀眾在獲得現場參與感的氛圍中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與精神。“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放40周年展覽”在改革開放文物展覽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與示范。該展在保留“三來一補”制衣廠舊址基礎上，增添沙盤、雕塑、模型，運用多媒體、投影、三維動畫等技術手段，加深觀眾對改革開放歷史變革的體悟，強化了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同，形成“個人記憶”與“國家敘事”的統一。因此，改革開放展覽要“跳”出傳統展館的圍牆，在尊重原貌、深研史實的基礎上，建設文化主題公園、舊址博物館、歷史風貌街區，構建“零距離”思政課堂，打造寓教於境、以史育人、薪火相傳的改革開放實踐教育基地。隻有做好活化利用，才能讓改革開放精神從“書本”走向“生活”，從“記憶”升華為“動力”。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